蘇德中 著

Opatija，一座融會了克羅地亞無限美景、獨特建築與設計創意於一體的海濱城市，就在兩周前（7月1日到4日）迎來了比其美境更為奪人眼球的第四屆歐洲正面心理學會議 (ECPP)。

此次會議在統計數字上顯示了正面心理學家庭令人振奮的發展。隨著來自各界正面心理學團體的人員明顯增長，是次會議比起四年前的第二屆，課題演示從63場增加到了140場。同時，座談會從5場增加到12場；主題會議從1個增加到7個；圓桌會議從2次增加到5次。此外，300多位分別來自30多個地區包括亞非兩洲的演講者，為是次會議作出不同程度的貢獻。

我們正面心理學在21世紀關心的主要問題

關心於社會政策： 第一位主講者Ed Diener 認為，要擴大正面心理學在全世界的影響力，必先把社會福利擺在個人福利同等地位。引用蓋洛普(Gallup World Poll) 全球民意測驗的資料，Ed Diener 談論了如何以國民幸福報告協助政治決策者創造和諧社會，並且積極肯定正面心理學者的研究成果。另一位心理學大師Mihaly Csikszentmihalyi 設問到：「我們如何積極引導當今社會呢？」在他的主題演講中剖析了投入(Flow) 在正面心理學與積極社會之間擔當的角色 ── 指出投入旨在引導並幫助人們在工作、學習以及都市環境中，能夠積極營建起一種積極的社會生活模式。此外，Nic Marks 就「地球希望的質疑」一課題演講同樣強調正面心理學研究對政經社的貢獻。同時他提出正面心理學該如何積極回應21世紀的全球一體化。他提出了在我們這個50％的人口日常生活費用少於1英鎊的星球上，我們正面心理學學者們該如何積極輔助政治決策及致力於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

關心於文化差異：在會議第一晚的酒會上，我有幸與歐洲正面心理學主席Antonella Delle Fave 討論關於文化因素對正面心理學的重要性。她的博學多聞給我舉了不少有關於辭彙解釋的例子。例如美國人與日本人對喜悅（Joy） 或 快樂（Happiness）等詞彙理解的南轅北轍。 同樣地，她以中西文化差異舉例「東病西醫」卻導致「病急亂投醫」的現象，從而進一步強調文化因素對於影響正面心理學的重要意義。這說明了文化差異不僅止是辭彙理解的分歧，究其根源還在於人類長久以來各自形成的觀念和理解差異。我們仍是賴以生存於某一特定文化形態下的動物，對感知快樂、滿足感、生活意義有著不盡相同的詮釋。Antonella 在圓桌會議上分享了她在多國（以歐洲和南非為主）的實驗性研究結果，在跨文化幸福學中以研究數據表現了獨到的見解和洞察力。藉此，我希望呼籲更多心理學學者們（尤其於亞洲）可以在文化對正面心理學影響有更進一步的研究工作。

關心於過去與未來：就過去與未來兩大因素而分別召開討論的圓桌會議之後，我們遐想著關於過去與未來的種種可能。筆者作為在圓桌會議──「Abraham Maslow 對現今正面心理學的啟示」── 的演講者之一，尤其欣賞來自莫斯科國立大學的Dmitry Leontiey 教授強調我們應如何著重從過去學者身上所學到的。筆者以為，就過去的哲學思想和觀念理論，配合以現代實驗性的研究，可能就是更好參悟其中真諦，並以用於解決21世紀給我們帶來的任務和挑戰。

在另一桌圓桌會議 ──「正面心理學的未來」，Todd Kashdan, Dmitry Leontiey 和Nic Marks 等演講者涉及了美好未來的課題。演講者們各抒己見，回應著Nic Marks 質問的「如何將正面心理學更好的應用於未來」。演講者們都帶出者各自的觀點，回應著面對未來的可能挑戰，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新生代下，正面心理學將在學術與實踐並重的進程下蓬勃發展。正如在Carol Craig 的座談會上，她運用實驗研究法回應有關未來的問題。在她的研究中，當我們看到英國兒童每天在各種螢幕前花上至少5.5個小時此等事實時，如何以正面心理學介入來推廣運動和均衡飲食等將會成為未來的新機。

透過Ed Diener,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Todd Kashdan等當代一級心理學大師的分享，整個歐洲正面心理學會議正在傳遞一條清晰的訊息，那就是正面心理學正在西方活躍發展的同時，新目標即於全球聯結著越來越多不同專業的人共同投入。在教育界、醫學界、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乃至健康及快樂等範疇中，引導著我們走向更和諧美好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