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邦 譯

為國家興奮的，是我嗎？

在總統大選當晚，我和朋友身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附近費城的一所公寓裏，躺於舒服的沙發上聊天，而那時正報告著各州的選戰結果。我們在思索Harold Zullow和Martin Seligman的研究指在總統大選中勝出與樂觀有關，究竟有甚麼意義。在官方宣佈巴拉克‧奧巴馬 (Barack Obama) 當選後，不消片刻，外面的街頭──中央校園的大道──已湧著支持的群眾。數百人歡欣而和平地邁向路的中間。我們立即不看電視了，走到窗前看這壯觀的情景。「他們要往哪裏去呢？他們又從哪裏來的？」我們想。茫無頭緒，只能看著他們一邊走一邊互相擁抱，聽著從窗縫中竄進的熱烈喧囂之時，一陣寒顫直搗我的神經。

大約一小時後，我要到我泊車旁的咪表投錢，於是我走到地面，也好奇想走近那班人。人群稍為少了，但當我沿行人道走時，忽然跑出兩個我猜是大學生的男生，在頭上揚著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向街另一頭走去。在一場沸沸騰騰、以南美洲一級球隊為焦點的世界盃賽事中，大概能看見這一幕，但這不會發生在美國，更不可能為選舉這樣悶蛋的事情而發生。妙極的是，他們看起來不是為擊敗某事或某人的勝利而慶祝，反而是一份純粹對國家的自豪。他們毫不害羞地向每一位路經的人投以笑容，我留意到有一位年輕女士看著他們，然後她望向我，給我一個微笑。忽然我有一陣強烈的感覺，覺得身邊所有人都是溫暖而且彼此聯繫著的。那兩個揮動國旗的男生正在做出一種充滿正面情緒的波浪，迅速地在附近的路人中擴散開去。我不會忘記此情此景。

　　我想說清楚：這不是關於奧巴馬的事，也不是麥凱恩的。這是關乎人的事。這應是正面心理學所感興趣的現象。或許有人以為，當晚感到喜悅的人，大多已在當日較早前把選票投給民主黨，但我在費城街頭所經歷到的，與政黨綱要或對候選人的偏向是不甚相干的。那只不過是一片快樂的氣氛，像野火般在人群中蔓延，那是相當強烈的。Barbara Frederickson最近寫了一則專欄，把選舉後的情感高漲 (post-election emotional highs) 連繫到她的正面情緒之擴大及建立理論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但我認為當晚所涉及的，並不單是正面情緒。那時有一種強烈的人際聯繫的意識。然而，對於這些具主觀意義的人際聯繫的短暫時光，正面心理學有何話可說呢？

人際聯繫是甚麼？

在《Authentic Happiness》一書中，Martin Seligman創始地把正面心理學分為對三個明顯範疇的研究，分別是正面情緒 (positive emotion)，投入與忘我 (engagement and flow) 和意義 (meaning)。他把第三個範疇──意義──定義為與比自身更重大的事物的聯繫，而這聯繫包含了多種類別的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當然亦包括深刻的人際聯繫的時刻。為了描述人們過於社會性的傾向，Jonathan Haidt在其著作《The Happiness Hypothesis》中，把進化史中的人類群體比作蜂巢，其有力的人際聯繫和對他人的承擔，讓我們能在逆境中存活下來。事實的確有一套完整的有關演化的分支理論，稱為多層選擇理論 (multi-level selection theory)。這理論指出，人類進化並不只運行在傳統達爾文派講的個體適應的層面上，還在群體適應的層面上。根據這派理論家的說法，具使人更能共同工作和連繫之特質的人類團體，比不具這些特質的人類團體生存得久。（見David Sloan Wilson的《Evolution for Everyone》）

舉一個例子，讓我們考慮兩個住在北非平原的原始人部落。我們稱他們為Jabi和Kulu。Jabi部落在男孩年幼時已帶他們一起遠行狩獵，因此培育出一個個具備優秀狩獵技能的成員。另一方面，Kulu部落花較少時間在訓練男孩上，反而把時間投放在建立一個充滿愛、感情和忠誠的社區聯繫上。Jabi部落由一眾在進化角度上較優越的個人組成，在傳統的進化模式中，他們一般比像Kulu部落那些較不濟的人活得久。不過，試想像那平原上出現嚴峻的旱災，一埸突如其來的大火危及著兩個部落的安全。部落各有一個成員去了河邊打水，回來發現同胞被火場圍困。這兩個人有機會冒生命的危險，去拯救自己的部落。Kulu部落的那位，跟自己的親族已有深厚聯繫，即使可能賠上自己的生命，較有可能會冒這個險去幫助部落脫險。現代人類就是從愈來愈似Kuku的部落進化而成的。

同步一致的情感與更大的社群

在我們的進化史裏，許多機制都支持強大的群體聯繫的發展。McGill的教授Daniel Levitin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內容有關音樂和舞蹈對社會性人腦 (social human brain)的進化的重要性，當中他形容音樂是我們的發展歷史中不能或缺的部分。古代部落為抗外敵而作的訓練所造成的內在聯繫，類似現代軍隊那樣。William McNeill這樣形容在美軍基礎訓練中，與其他數百位新兵同步操練時的感受：

「我記得那是遍流全身的幸福感覺。更具體地說，是個人擴展的奇特感覺，是一種向外的膨脹，乃至比生命更大。這多得參與了集體日常演練。」(p.2, 1995)

藝術表達、講故事，甚至宗教──根據一些理論家的說法──其發展都是為了促進人際間群體情感聯繫的力量。

在當代社會，我們自部落的祖先開始走了一段很長的路。思維車（能自我平衡的個人運輸工具）、智能電話、數碼視頻錄像機，簡直是我們想到甚麼便有甚麼。不過，正因為科技和創新工具讓我們能跟其他人互相聯繫，我們正在步向由個人組成的社會。上班途中，我們可以與幾百個人擦身而過卻不曾打一個招呼。我們頌揚那些卓越不凡的人，即使高處不勝寒。我們又經常著眼於微小的個人差別，卻漠視彼此的共通點。我們要走出自己的方式，去與人聯繫、尋找意義。九一一悲劇令我們一同哀慟的時候，一度把我們帶到一起，但這不過是曇花一現，而且那負面氣氛一點也不理想。這就是為甚麼人們多月來義務參與他們所相信的政治活動。身為更大的群體、比一己更重大之事的一份子，那感覺是難以抗拒的。我們渴望它。這正是我們本性的一部份。

分享

在經濟、戰爭和環境眾多的問題之中，我相信我們所面對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有意義的人際聯繫的持續發展。不要期望這能在華盛頓得以解決。這是一個基層的活動，發生在你的行人路上、每一次由衷的微笑中。

大選數天後，我致電給我的母親。閒話家常以外（是的媽媽，我會在感恩節時駕車回家的。是的，我會當心街上的瘋漢……），我們還討論了奧巴馬領導白宮意味著甚麼，和這次大選在歷史中將具有的意義。她分享了從大選當晚和翌日回來的朋友的故事，有一些帶著失望，但有很多卻緊貼有關人際聯繫的使人振奮的課題。我開始向她形容我前一夜在費城見到的那兩個揮動國旗的人，和這事在我身上激發的感受，我不禁哭了。不只因為前一夜我感受了人際聯繫的偉大時光，亦因為在與母親一起的頃刻，我以分享故事在創造另一個這樣的時光──而我知道她明白我。我們一度超越我們以往母與子的角色，而變得平等，體察到彼此的希望和脆弱，無拘無束地分享我們感性的一面。我再沒有比同時身為美國人和兒子更自豪了。這就是人際聯繫最偉大的呈現。

圖片: Philadelphia street 1, Philadelphia street 2, flag, multi-level selection theory, tribe, human connection

參考書目

Fredrickson, B. L. (1998). What good are positive emotion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3), 300-319.

Haidt, J. (2006). The happiness hypothesis: Finding modern truth in ancient wisdom. New York: Basic Books.

Levitin, D. J. (2008). The World in Six Songs: How the Musical Brain Created Human Nature. New York: Dutton.

McNeill, W. H. (1995). Keeping together in time: Dance and drill in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ligman, M. E. P. (2002). Authentic happiness: Using the new positive psychology to realize your potential for lasting fulfill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Wilson, D. S. (2007). Evolution for everyone: How Darwin’s theory can change the way we think about our lives.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Zullow, H., & Seligman, M. E. P. (1990). Pessimistic rumination predicts defeat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1900 to 1984. Psychological Inquiry, 1, 52-61.